通過數據挖掘抓到拉登的公司：中情局“御用”數據商帕蘭提爾

【編者按】據說，一家名叫帕蘭提爾（Palantir）的初創公司幫助美軍捕殺了奧薩馬?本?拉登，這讓這家初創公司名聲大振，但是也給這個公司CEO帶來了意想不到的麻煩。帕蘭提爾公司的客戶包括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和很多其他的美國反恐和軍事機構。在過去五年里，帕蘭提爾公司已經變成了進行大規模數據挖掘以供美國情報及執法部門使用的關鍵公司，其軟件產品有著流暢的界面，旗下程序員甚至會空降到客戶的總部進行程序定制。本文來自福布斯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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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原文：

這位帕蘭提爾公司的CEO現年45歲，身材消瘦，亂蓬蓬的卷發給人以頭重腳輕之感。7月份一個艷陽高照的早晨，他在斯坦福大學青草蔥蔥的山坡上漫步，不遠處聳立著外號叫“大盤子”的巨型衛星天線。這是他特別喜歡的沉思時刻。但他的獨處在某種程度上被“邁克”（Mike）打破了。這位沉默寡言的海軍陸戰隊退役士兵身高6英尺1英寸，重270磅，胸肌異常發達。卡普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即便是在距離帕蘭提爾公司總部很近的帕洛阿爾托城郊街道上，這位保鏢也會在卡普身后幾步遠的地方如影隨形。

“這嚴重束縛了我的生活。”卡普抱怨說，碩大的黑色太陽鏡遮蓋了他的表情，“不能隨意地與人打情罵俏，沒有比這更糟的了。”

卡普的全天候保鏢是為了保護他免受極端分子和陰謀論者的傷害。那些極端分子向他發出了死亡威脅，而那些陰謀論者則給帕蘭提爾公司打電話，慷慨激昂地聲討光明會（Illuminati，又稱光照派，西方的一個秘密結社――譯注）。曾有精神分裂癥患者一連好幾天在卡普的辦公室外跟蹤他。他說：“如果你的公司有著像我們一樣的牽連，也會很容易成為社會上各種胡思亂想的焦點。”

帕蘭提爾公司的客戶包括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美國中央情報局（CIA，通過其In-Q-Tel風險投資基金成為該公司的早期投資人）和很多其他的美國反恐和軍事機構。在過去五年里，帕蘭提爾公司已經變成了進行大規模數據挖掘以供美國情報及執法部門使用的關鍵公司，其軟件產品有著流暢的界面，旗下程序員甚至會空降到客戶的總部進行程序定制。帕蘭提爾公司把混亂無序的大量信息變成直觀的可視化地理分布圖、柱狀圖和關聯圖。只要給該公司所謂的“前沿部署工程師們”幾天時間，讓他們分析、標記和整合所有零碎的客戶數據，帕蘭提爾公司就能弄清楚各種各樣的問題，例如恐怖主義、災難響應和人口販賣。

帕蘭提爾公司的顧問包括康多莉扎?賴斯（Condoleezza Rice）和CIA前局長喬治?特尼特（George Tenet）。特尼特在采訪中說：“我真希望在9?11恐怖襲擊之前，能擁有像該公司這樣強大的工具。”CIA的上任局長大衛?彼得雷烏斯（DavidPetraeus）將軍在接受《福布斯》采訪時說，“正當我們亟需更好的捕鼠器時”，帕蘭提爾出現了。他還用“才華橫溢”這個詞來形容卡普。

在那些利用帕蘭提爾公司來挖掘有用信息的機構中，包括了美國海軍。他們已經在阿富汗部署了該公司的軟件，以便對路邊炸彈進行刑偵分析，并預測叛軍的襲擊。該公司的軟件還協助找到了謀殺美國海關人員的墨西哥販毒集團成員。在講述奧薩馬?本?拉登喪命經過的《終結》（The Finish）一書中，作者馬克?鮑登（Mark Bowden）寫到，帕蘭提爾公司的軟件“是名副其實的殺手級應用”。

如今，帕蘭提爾公司正從間諜和特別軍事行動的隱秘世界里走出來，向美國企業界大舉挺進。那些在伊拉克預測路邊埋伏的工具正在幫助制藥公司分析藥物數據。某位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前雇員說，帕蘭提爾公司解決了從網絡欺詐到困厄抵押貸款的各種問題，為摩根大通挽回了數億美元。帕蘭提爾公司的一位銀行用戶能夠在幾秒鐘內發現尼日利亞某IP地址、美國境內某代理服務器和某個被盜用的房屋凈值信用額度所進行的支付之間的關聯，就像軍方客戶把炮彈彈片上留下的指紋、位置數據、匿名舉報電話和社交媒體結合起來追蹤阿富汗炸彈制造者一樣。

憑借這些工具，帕蘭提爾公司里那些身穿T恤的20歲出頭小伙子得以從西裝革領的IBM、博思艾倫（Booz Allen）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員工手中挖走了客戶，因為這些工具部署速度更快，提供了更加清晰的結果，每次安裝的費用常常低于100萬美元，這僅僅相當于競爭對手所報價格的零頭。帕蘭提爾公司的商業客戶（該公司對這些客戶身份的保密程度甚至超過了政府客戶）包括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和新聞集團（News Corp）。來自私營部門的交易現在占到該公司營收的近六成，《福布斯》估計這塊收入將在今年達到4.5億美元，比去年的不到3億美元又有大幅增加。卡普預計，帕蘭提爾明年能新簽下10億美元的長期合同，有望使該公司首次實現盈利。

結論：一家得到CIA資助、由一位古怪哲學家管理的公司已經變成了科技界估值最高的私企之一。目前正在進行的這輪融資中，對該公司的估值達到50億到80億美元之間。卡普擁有大約10%的公司股份，僅次于最大股東彼得?泰爾（Peter Thiel）。這位億萬富豪創辦了貝寶（PayPal），并且是Facebook的早期投資人。帕蘭提爾公司的其他億萬富豪投資者包括肯尼斯?朗格尼（Ken Langone）和對沖基金巨頭斯坦利?德魯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如果該公司上市，卡普有望成為硅谷最新鮮出爐的億萬富豪，而泰爾的財富則有可能翻倍。但卡普說，帕蘭提爾目前還不愿考慮上市這種可能性。

帕蘭提爾公司業務的最大問題或許在于，其軟件實在太好，幫助其客戶看到了太多的東西。在NSA泄密者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披露了該機構的大規模監視活動之后，帕蘭提爾的工具就變成了隱私擁護者們對數據挖掘技術的最大擔憂。他們擔心，谷歌級別的工程技術被直接用于政府的監視活動。帕蘭提爾公司正成為硅谷發展最快的初創公司之一，值此之際，美國政府和大數據的結合可能會破壞公眾對該公司的第一印象，并在這家公司最需要客戶和投資者的時候使他們望而卻步。

“他們的業務很可怕。”電子前線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的律師李?提恩（Lee Tien）說。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的分析師杰?斯坦利（Jay Stanley）寫到，帕蘭提爾的軟件帶來了“真正的極權主義噩夢，使大規模監視無辜美國人的生活成為可能”。獲得社會理論博士學位的卡普并不回避這些擔憂。他認為，帕蘭提爾能夠重寫隱私與安全的零和游戲規則。“我沒有簽訂那種把抽大麻煙或者搞外遇這類事情告訴政府的合同。”他說。他在一次公司講話中說：“我們必須找到一些地方，保護它們不受政府的監視，這樣我們都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樣，當一個獨一無二的、有趣的、像我這種有點反常的人。”

卡普和億萬富豪聯合創始人彼得?泰爾出席2009年Sun Valley會議。“帕蘭提爾公司與眾不同。”泰爾說。他從一開始就相信“它的估值將與Facebook媲美。”

帕蘭提爾公司聲稱，對大多數客戶而言，其隱私保護技術遠遠超過了法定要求。該公司還擁有一群“隱私和公民自由工程師”。但最終決定公司道路的是卡普本人。“他是我們的良心。”高級工程師阿里?蓋舍爾（Ari Gesher）說。

但有個問題潛伏在側。商業環境和競爭是否將腐化這些溫馨的理想？在談到業內競爭對手時，卡普的言論聽起來常常不太像是帕蘭提爾公司的“良心”。他在7月份的公司講話中闡述了他的首要動機，那就是“干掉或重創”IBM和博思艾倫等競爭對手。“我認為這事關生死存亡。”他說，“我們必須在競爭對手干掉我們之前打敗他們。”

卡普似乎喜歡羅列他不勝任這份工作的原因。“他沒有技術背景，他與政府或商界沒有任何文化上的關系，他的父母是嬉皮士。”他說。當他用第三人稱來描述自己時，他在辦公室里焦躁地踱來踱去。“從2005年開始，這個人就是聯合創始人和CEO，而且這家公司還存在著。這是怎么回事呢？”

答案要追溯到卡普與彼得?泰爾的數十年友誼。這段友情始于斯坦福大學法學院。那時，兩人都住在樸實無華的Crothers宿舍，第一學年的課程大多相同，但他們的政治立場卻完全相反。卡普在費城長大，父母是藝術家和兒科醫生。他回憶說，在很多個周末，父母都帶著他參加爭取勞工權益、反對“里根一切所作所為”的抗議活動。而泰爾在斯坦福大學就讀期間創辦了大力宣揚自由主義觀點的《斯坦福評論》（Stanford Review）。

“我們總是會沖向對方……就像狹路相逢的野獸。”卡普說，“基本上我很喜歡和他斗嘴。”

不想做法律行業的卡普前往法蘭克福大學繼續深造，導師是20世紀最杰出的哲學家之一尤爾根?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在獲得博士學位后不久，卡普得到了祖父的遺產，開始把這些錢用于投資初創公司和股市，取得了驚人的成功。他說，有些高凈值人士聽說“這個瘋子很善于投資”，于是找上了門。為了管理他們的資金，卡普在倫敦創建了凱德蒙集團（Caedmon Group）。公司名稱來自于卡普的中間名字，與最早出名的那位英語詩人名字相同。

讓我們把目光放回硅谷。泰爾和他人共同創建了貝寶，后在2002年10月以15億美元將該公司出售給了電子港灣（eBay）。此后，他又建立了名為克萊瑞姆資本（Clarium Capital）的對沖基金，并繼續創辦了多家新公司，其中包括帕蘭提爾公司。這個名字由泰爾命名，來源于J.R.R.托爾金（J.R.R. Tolkien）所著《指環王》（Lord of the Rings）里的Palantiri真知水晶球。這些水晶球能讓人看到很遠的地方，可以用來追蹤朋友和敵人。

在9?11恐怖襲擊發生后，泰爾想把真知水晶球那樣的能力出售給日益膨脹的國家安全部門。他對帕蘭提爾公司的設想是，利用當初為貝寶設計的欺詐識別軟件來阻止恐怖襲擊。但在美國這個大力加強安保的國度里，泰爾這位自由主義意志者從一開始就把帕蘭提爾視為隱私侵犯的解藥而非工具。“這是一家以使命為方向的公司。”泰爾說。他以個人名義向帕蘭提爾公司投資了4,000萬美元，現在擔任董事長一職。“我把問題定義為在保護公民自由的同時阻止恐怖主義。”

2004年，泰爾與斯坦福大學計算機科學專業畢業生喬?朗斯代爾（Joe Lonsdale）和史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以及貝寶工程師內森?戈廷斯（Nathan Gettings）組成團隊，共同編寫原型產品的代碼。最初，他們的資金全部由泰爾提供，這支年輕的團隊難以讓投資者或潛在客戶對他們正眼相待。“究竟如何才能讓他們把幾個22歲的年輕人真正當回事？”朗斯代爾說，“我們需要一位白頭發多點的人物。”

卡普擁有像克拉默那樣的褐色卷發，認識歐洲的有錢人，并且是哲學博士，這些掩蓋了他在商業經驗上的不足。盡管他沒有技術背景，但他能夠馬上弄懂復雜的問題，并向外行們解釋得清清楚楚，這令幾位創始人非常驚訝。

朗斯代爾和科恩立刻邀請他來擔任代理CEO，這期間他們也曾面試過其他的候選人，但沒有哪位衣著筆挺的華府“圈內人”或者念完MBA的職業經理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問起了我們對整體市場容量的判斷。”不屑于使用商學院術語的卡普說，“我們則談到了打造世界上最重要的公司。”

雖然卡普吸引了幾位歐洲的早期天使投資人，但美國的創投人似乎很不喜歡這家公司。據卡普說，紅杉資本（Sequoia）董事長邁克爾?莫里茨（Michael Moritz）在整個會面期間都心不在焉。KPCB的一位高管用了一個半小時的時間來教育帕蘭提爾的創始人們，說他們的公司必然失敗。

向CIA風投機構In-Q-Tel的引薦拯救了帕蘭提爾。該機構先后進行了兩輪投資，總金額超過200萬美元。“他們顯然是第一流的人才。”In-Q-Tel前高管哈什?帕特爾（Harsh Patel）說，“這支團隊令我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在于他們對核心問題有多么的專注，即人類該如何與數據進行交互。”

卡普在帕洛阿爾托的帕蘭提爾公司辦公室里

結果證明，那個使命比任何一位公司創始人想象的都要困難得多。貝寶在開始時就擁有結構完善、條理清晰的信息供其進行欺詐分析。相比之下，情報客戶收集的電子郵件、錄音資料和電子表格常常出現錯配的問題。

為了履行在隱私和安全方面作出的承諾，帕蘭提爾需要對客戶的數據進行分類和標記，以確保只有那些具備相應權限的用戶才能訪問它們。這種須知系統意味著，那些沒有相應權限的人無法看到機密信息，這也可以用來防止敏感的個人數據被濫用。

但帕蘭提爾對隱私和安全的核心保護機制是被喜歡使用學術術語的卡普稱為“不變日志”（the immutable log）的東西。用戶在該公司做的每件事情都會留下可以被追蹤的行跡。俄羅斯間諜、嫉妒的丈夫或者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都無法在使用帕蘭提爾的工具后抹掉行為記錄。

從2005年到2008年，CIA是帕蘭提爾公司的資助人，也是唯一的客戶，對該公司軟件進行了Alpha測試和評估。但在CIA的許可下，有關帕蘭提爾強大能力的消息流傳開來，創建該公司的那幾位加州人開始收獲合同和新員工。哲學家卡普擁有識別和吸引著名工程師的獨特能力。他對技術人才的敏銳嗅覺令他的同事們大為驚訝。有一次，他們把兩位不夠出色的候選人塞進最后一輪面試，以此來考驗卡普。結果，他立刻就嗅出了這兩人。

在卡普的反傳統形象下，帕蘭提爾的獨特文化開始形成。位于帕洛阿爾托的公司總部取名“夏爾”（Shire），這個名字是來源于托爾金筆下霍比特人的家鄉。總部有個會議室被改造成了巨型的塑料球池，地板上散布著Nerf飛鏢和狗毛（犬科動物歡迎光臨）。大多數員工寧愿每天穿著工作服，由于呆在辦公室的時間太長，以至于有些人把牙刷遺落在浴室的洗手盆里。

在帕蘭提爾公司一群怪人當中，卡普依然是最古怪的那個。這位半把年紀的單身漢說，結婚養家的想法令他“毛骨悚然”。他的癡迷個性眾所周知：他能在不到3分鐘時間里解開魔方，每天都游泳和練氣功，并且已經度過了用合氣道和柔道把聯合創始人們阻在總部走廊里的階段。他的辦公室里有個柜子，里面放著維生素、20副完全相同的泳鏡和洗手液。他通過名為KarpTube的內部視頻頻道向員工們發表講話，話題非常廣泛，例如貪婪、誠信和馬克思主義。他說：“只有在我游泳、練氣功或者跟人滾床單時才不會想到帕蘭提爾。”

2010年，帕蘭提爾公司在紐約警察局里的客戶把該公司引薦給了摩根大通（JPMorgan），這是該公司的第一位商業客戶。一支工程師團隊租了紐約翠貝卡區（Tribeca）的一間閣樓，睡的是雙層床，沒日沒夜地工作，以便協助解決摩根大通的欺詐問題。不久后，他們接到了化解其“有毒”抵押貸款組合的任務。如今，帕蘭提爾公司在紐約的經營場所已經擴大，變成了一個五臟俱全、以蝙蝠俠為主題的辦事處，取名“哥譚”。其高利潤的金融服務業務涵蓋了從預測房屋止贖到對抗黑客的方方面面。

但隨著客戶數量的增加，帕蘭提爾公司的理想主義文化開始出現裂痕。2011年初，有電子郵件顯示，對于維基解密（WikiLeaks）威脅要披露美國銀行內部文件一事，帕蘭提爾公司的一位工程師參與制定了應對方案。他在電子郵件中積極提議追蹤和找出該組織的贊助人，發動對維基解密基礎設施的網絡攻擊，甚至威脅其支持者。這起丑聞曝光后，卡普將這位犯眾怒的工程師停職，并發布聲明親自道歉，誓言該公司支持“進步的價值觀和事業”。外部顧問受聘檢查帕蘭提爾公司的行為和政策，經過一番審議后認定，重新雇傭這位員工是可以接受的。這一切，似乎很不留情面地嘲諷了那些批評該公司的人。

這件事情發生后，帕蘭提爾公司的隱私和公民自由團隊建立了面向工程師的道德熱線，名為“Batphone”（也是取材于《蝙蝠俠》漫畫）。任何一位工程師都可以通過這條熱線，向公司主管匿名報告那些他們認為為了客戶利益而作出的不道德行為。例如，一次通話使該公司回絕了一項涉及到分析公眾Facebook頁面的委托工作。卡普還說，帕蘭提爾公司出于道德原因拒絕了與某煙草公司合作的機會，為此總共放棄了可能占到公司營收20%的收入（如果該公司需要對公眾股東負責并滿足對季度業績的要求，它是否還會這么挑剔？答案有待觀察）。

然而，據多位前雇員說，盡管員工們很擔心沙特阿拉伯的侵犯人權問題，但帕蘭提爾公司還是在這個王國里開展業務。雖然卡普強調了價值觀，但他就維基解密事件作出的道歉似乎沒有在他的記憶里留下太多印象。在7月份對公司工程師的演講中，他的話聽起來相當桀驁不馴：“我們從未出現過真正過錯在我們的丑聞。”

2009年11月14日下午4點07分，在安靜的奧克蘭市郊區圣萊安德羅，邁克爾?卡茨-拉查比（Michael Katz-Lacabe）正把他的紅色豐田普銳斯停在自家的車道上，這時有輛警車駛過。裝在這輛警車上的車牌攝像機例行公事地悄悄拍下了當時的場景：他的白色單層住宅，院子里枯萎的草坪和玫瑰花叢，他的5歲和8歲女兒跳下汽車。

胡須灰白、頭發蓬亂的卡茨-拉查比是當地學校的校董、社區積極分子和博客作者，他在一年后看到了這張照片。2010年，他得知了圣萊安德羅警察局的自動車牌攝像機。這種設備被用來不斷拍攝和跟蹤城市里每輛車的活動。他申請查詢公共記錄，想看看包含了他兩輛車中任何一輛車的所有照片。警方發回了112張照片。有他孩子的一張照片令他最為不安。

“誰知道其他人的孩子有多少被拍了照？”他問道。他的擔心已經超過了父母保護子女的范疇。“有了這項技術，你就可以把時間往回撥，看看每個人都在哪里，他們是否把車停在了別人而不是妻子的屋前，停在了醫用大麻診所，停在了計劃生育中心，停在了抗議活動現場。”

加州圣萊安德羅的社區積極分子邁克爾?卡茨-拉查比，反對警方利用帕蘭提爾公司的軟件來分析數百萬無辜車主的車牌照片

隨著卡茨-拉查比的深入挖掘，他發現圣萊安德羅的車牌攝像機拍攝了數百萬張照片，現在這些照片被交給了北加州地區情報中心（Northern California Regional Intelligence Center，簡稱NCRIC）。這是在9?11恐怖襲擊后成立的、由美國聯邦政府管理的72個信息融合機構之一。該機構利用舊金山灣對面一家公司的軟件來分析那些照片。這家公司就是帕蘭提爾。

在遞交給NCRIC的商業計劃書中，帕蘭提爾提供了客戶參考，包括洛杉磯和紐約警察局。該公司聲稱，它能在5秒鐘內搜索紐約警察局的5億張車牌照片。卡茨-拉查比聯系了帕蘭提爾公司，談到了他對隱私的擔憂。該公司作出回復，邀請他到公司總部面談。當他抵達“夏爾”時，兩位員工向他作了一個小時的陳述，不斷夸耀帕蘭提爾的保護措施：權限控制、不變日志和Batphone。

但卡茨-拉查比并不買賬。他指出，帕蘭提爾的軟件沒有默認時限，只要信息還存儲在客戶的服務器上就可以進行搜索。審查功能呢？“我認為這毫無意義。”他說，“日志沒有用處，除非有人看它們。”

當卡普聽到卡茨-拉查比的這些話時，他馬上招架說，帕蘭提爾公司的軟件挽救了生命。“這里有個真實用例。”他說。他開始講起了一個故事：有個開著“破舊凱迪拉克”的戀童癖襲擊了一位兒童，結果不到一個小時就被抓住了，這多虧了紐約警察局的車牌攝像機。“得益于他們在我們產品中收集的車牌信息，他們在街上逮到了他，救了很多孩子的命。”

“作為一個民主社會，如果我們認為公開的車牌受到《第四修正案》（Fourth Amendment）的保護，我們的產品能夠確保你不會越過那條線。”他說。卡普還表示，應該限制這類數據的保存時間，但在修法之前，帕蘭提爾公司將按照現有法規行事。“我們所處的真實世界從來都不是完美的，你必須作出權衡取舍。”

如果帕蘭提爾公司的審查日志（這是針對濫用的核心保護措施）被忽視了，這該怎么辦呢？卡普回答說，日志由第三方檢讀。就政府機構而言，他建議成立一個監督機構來審查所有的監視行為。但目前這個機構純粹是紙上談兵。“像這樣的機構以后肯定會有。”卡普堅稱，“社會將建立它，因為如果不這么做，就會讓恐怖襲擊發生，或者讓我們失去所有自由。”

不出所料，卡普的假設性言論沒能使帕蘭提爾公司的批評者們放下心來。電子隱私信息中心（Electronic Privacy Information Center）的積極維權人士艾米?斯特潘諾維奇（Amie Stepanovich）說，帕蘭提爾“天真”地以為政府會在技術使用方面開始自我監督。卡普說，隱私保護措施可以在事后添加進監視系統。但電子前線基金會的李?提恩對此說法嗤之以鼻。“在修建核電站時就應該想到如何處理有毒廢料。”他說，“而不是在未來的某個時候再來考慮。”

帕蘭提爾公司的一些前員工說，他們也對該公司軟件可能導致的權利侵犯問題感到擔憂。“你正在創造某種絕對可以被用來作惡的東西。如果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在對付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時候擁有這些能力，那會是個噩夢。”該公司的一位前工程師說，“我擔心，我參與打造的產品會被用來阻止阿拉伯之春式的革命。這令我十分不安。”

帕蘭提爾的另一位前工程師說，盡管該公司提出了高尚的原則，但其日常優先事項是滿足警方和情報客戶：“與執法部門保持良好的關系，‘不斷點亮’理想的岔路。”

他還說，就連帕蘭提爾公司的創始人們都沒有完全弄懂《指環王》里的Palantiri真知水晶球。他指出，托爾金筆下的這些真知水晶球其實沒有為注視者提供真知。“Palantiri扭曲了事實。”他說，那些使用它的觀察者“只是看到了他們想看到的東西”。

盡管批評者們言之鑿鑿，但阿歷克斯?卡普確實重視隱私――他自己的隱私。

他的辦公室茶幾上擺放著他的紙板肖像（出自帕蘭提爾公司員工之手）和一個樂高城堡，可以通過雙向玻璃俯瞰帕洛阿爾托的阿爾瑪街。每扇玻璃窗都安裝了一個像是白色冰球的電子裝置。這些被稱為超聲波換能器的設備會不知不覺地用白噪音振動玻璃，以防范竊聽技術，例如向玻璃窗發射激光來竊聽室內的談話內容。

他回憶起了加入帕蘭提爾公司之前那些更加逍遙自在的日子。他把魔方放下，以便更好地做手勢。“那時我有4萬美元存款，而且沒人知道我是誰。我喜歡這種日子。我喜歡。我就是喜歡。我就是喜歡！”他說。他的聲音越來越高，雙手在頭上揮舞。“我可以四處旅行，可以整晚都呆在柏林魚龍混雜的場所里。我可以經常和任何愿意和我說話的人交流，偶爾把人帶回家。我去過人們干事情、抽東西的地方。我就是喜歡這種日子。”

“我覺得十分煩惱并將之視為巨大累贅的一件事情……是我失去了徹底隱姓埋名的能力。”

無論是誰處在卡普的位置上，都很難在現代社會里做個離經叛道的人。政府擁有了像帕蘭提爾那樣的工具，在這種情況下，離經叛道對其他人來說也不容易做到。不管有沒有隱私保護措施，卡普所說的“徹底隱姓埋名”也許只是20世紀的奢侈享受。

卡普放低手臂，激情從他的聲音中褪去：“我不得不忍受這一點。”

原文鏈接： 那個數據挖掘抓到拉登的公司：中情局“御用”數據商帕蘭提爾（Palantir） （責編/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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